34 浏览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与储能企业频频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斩获大单，部分企业已开始在当地投厂制造相关设备，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正成为这些企业出海的又一重要目的地。
大举进入南亚市场
从这些中企大举进入印度市场的具体表现来看：光伏方面，印光伏市场高度依赖自中国的进口，晶科能源、隆基绿能和天合光能等中企是印度市场主要的组件供应商；风电方面，行业龙头远景能源、三一重能纷纷拿下印度大单，其中远景能源已成印最大风电整机供应商之一；储能方面，印储能市场正成为中企出海新热点，星星充电、中汽新能、天合储能、南都电源、蜂巢能源等中企纷纷在印获得订单。
不仅如此，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印度的本地化进程业已开启：逆变器龙头企业阳光电源2018年在班加罗尔设厂，年产能可达3吉瓦（GW）；光伏支架厂商中信博与印企合资共建3GW产能生产基地；远景能源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城市浦那建设了年产3GW的机舱制造厂，在泰米尔纳德邦蒂鲁奇市建成年产量2.5GW的叶片制造厂，并计划将印度打造为其国际化工程服务中心；三一重能则依托集团海外产业园，重点布局印度市场，在印设有子公司三一印度风电公司等。
而在南亚其他国家，中企亦推进多项合作。在孟加拉国，2023年由中企承建的孟首个集中式风电项目——科克斯巴扎尔风电项目顺利投产，孟电力发展委员会还与数家中企就光伏、储能项目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尼泊尔，中企则多聚焦水电领域，承建的多个水电项目已投产运行，如今年4月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尼投建的三金考拉水电站正式运营。
在印度斋浦尔郊区的一家制造工厂，工人们正在检查太阳能电池板。
何以“逆势”挺进印度
近几年，中国新能源企业之所以能逆势挺进印度，与印度市场潜力与中企自身竞争优势密不可分。
印度长期面临电力短缺问题，同时又是全球主要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希望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来提高能源的可持续供给。2021年，印度总理莫迪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本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50%，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宣布到2030年实现500GW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目标。因此，近年印加快能源结构多元化转型，大量投资新能源领域。
在国家能源战略引领下，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给予可再生能源产业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下对新能源企业给予财政补贴；鼓励国家火电公司、印度煤炭公司等国有能源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推动私营能源企业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等。为全面激发本土储能市场动能，印政府还密集出台多项储能扶持政策，包括要求光伏电力招标项目按装机容量的10%配备至少两小时的协同储能系统、出台千亿卢比专项补贴支持30吉瓦时储能项目、延长输电费用减免政策至2028年等。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也以大额优惠融资支持印能源转型。
与此同时，印度市场利润空间较大，这对亟须开拓海外市场、拓展利润来源的中企具有较强吸引力。2024年，三一重能海外营销负责人称“印度1.6GW风机订单的毛利率高于国内五个点以上”。经过十几年发展，大多数中国新能源企业都具备“成本+技术+交付能力”的多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显著。例如，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风电和光伏产业链，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已实现高度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并在电池转换效率、大功率风机设计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不过，当前中企对印能源订单大多仍以供应设备为主，而在印新能源制造业尚在起步阶段、需中企产能帮扶的背景下，这些企业便得以密集挺进印度。
“看起来很美”，但有多重不确定性
尽管市场机遇“看起来很美”，但印度投资与营商环境高度敏感复杂的现实，使中国新能源企业要真正扎根印度市场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首先，面临宏观政策风险。
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莫迪政府曾修改《外汇管理法》中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条款，将中国投资由先前的自动审批转到政府预先审批，即所有中企在印投资都需先获得印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安全许可”。如今，中印关系虽逐步走向重启，但截至目前印政府并未修改这一条款。
印度总理莫迪
其次，从微观产业政策角度看，最大风险在于印度政府为降低进口依赖、保护本土产业而出台的各种歧视性政策。
2024年，印政府重启光伏产业“机型及制造商核准清单”（ALMM）制度，要求只有该清单中的光伏组件、逆变器型号和制造商才有资格被用于政府及政府资助的光伏项目，而这一清单将中国组件制造商排除在外。今年8月，印度还宣布将重审风力涡轮机认证制度，亦出台针对风电机组制造商的ALMM清单，还规定制造商须将其风电机组研发中心、数据中心和（或）服务器设在印境内。
第三，强制本地化是外企进入印度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
印政府往往采取“诱敌深入、逐级推进”策略，先以关税壁垒、补贴诱饵等促使外企在印本土投资建厂，之后逐步要求雇员、高管、供应链、营销网络的全方位本地化，直至最终要求外企转移技术乃至分享股权，以加快构建本土产业链、实现完全的国产化替代。小米、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在“本土企业在与中国手机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中须占至少51%股份”的要求下，一些中企被迫与塔塔等印度财团洽谈“卖身”事宜。
最后，层出不穷的经营风险难以避免。
印度的监管政策“变幻莫测”，经常政出多门、多头监管，突击查税、冻结资产、反垄断调查等操作更是家常便饭。此外，印度各种法律法规条目繁琐、范围不清，企业在征地、用工等方面均面临较大阻碍，近年印政府与财团关系愈加紧密，裙带资本主义盛行，市场公平竞争亦难得到保障。
另外，即便已拿到订单，企业还要警惕难收尾款带来的财务风险。在这一方面，基建、电气领域中企已有前车之鉴。例如，2008年上海电气集团获得印度信实集团13亿美元电站设备订单，但此后信实集团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1.35亿美元尾款，甚至反向上海电气索赔约3.89亿美元。
对当下的中国新能源企业而言，“走出去”似乎是必然选择，但印度市场多变复杂，在其调整相关政策前，出海印度仍须格外谨慎。（宁胜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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